“江妃二女”其原型为“汉水游女”，在《诗经》中已有描写，但仅以一句话概之，是一个抽象空泛的形象。而随时代演变，其在《列仙传》中呈现出一个较为具体完整的故事。

作者用“不知其神人也”点明江妃二女的神仙身份，并通过玉佩凭空消失，二女转瞬不见等描写加强其女仙色彩。

“汉水游女”从笼统抽象的美好形象转变为具体清晰的仙化形象，是《列仙传》作者根据当时时代特点以及道教教义而做出的改写，使其符合道教宣扬女性成仙、仙女赠佩等观念，为发扬道教长生修仙之思想服务。

“钩弋夫人”原名钩翼夫人，《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她是汉武帝的妃子，汉昭帝的生母，因居住在钩弋宫而得名，《汉书》中亦有其身份记载。

但在刘向所著《列仙传》中，她被塑造为一位生有异能的女性，自小便手握玉钩，有“贵人气”，因此被汉武帝宠幸，原本因居钩弋宫而称的钩弋夫人也变为因其异能而称。

刘向将历史人物神仙化，又将神仙历史化，每一处书写都是为了强化其神仙特征和女仙形象，以致为道教成仙思想服务，宣扬道教教义。

由成仙人数、成仙方式两方面来看，《列仙传》中男性较于女性占据绝对优势，女仙数量稀少、地位低微，依附性明显，未成独立体系。

究其原因，在《列仙传》创作年代，儒家“三纲五常”伦理体系形成并一时占据“独尊”地位，制度安排多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上所建构的性别秩序中女性处于底层与边缘。

儒家以“服”“顺”为美德，妻子需以丈夫为尊，女子是被男性主宰和塑造的客体，在此种观念影响下，仙传书写中女仙也被刻画为依附男仙的客体。

而且因《列仙传》作者刘向思想中渗透着儒道二家的因素，二者对立融合，于其书写创作中也会体现儒家思想。

如《务光》篇中就有言：“废上，非义也；*人，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

此句话明显含有儒家“仁义”道德思想。所以，《列仙传》虽为道教仙传，但受创作时代社会的正统观念以及作者个人的主观价值影响，其不可避免带有儒家思想与色彩。

但是，《列仙传》中书写的女仙故事虽少，且女仙处于依附男性的劣势地位，却也在无形中告诉社会上的女性：神仙确有，无论男女皆可成仙。

这会为当时社会中受到严格礼教束缚、被“贞顺”所压迫的女性提供一种精神疏解，给当时女性并不宽裕的人生选择增多一种可能性。

1、魏晋时期道教的新发展与女性观念的新突破

魏晋时期，因为天灾人祸不断导致社会剧烈动荡、思想自由开放，各民族融合的不断加深也推动着思想产生激烈碰撞，社会上文化丰富多元。

而魏晋时期的道教和女性观因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也具有了独特的存在形式和理论内容，有着不同以往的发展。

道教为适应社会不断改变自身、分化转型，为更好的宣扬教义道教各神仙传记中对于女性的书写不断增多，所建构的女仙形象也逐渐自由多样。

在魏晋时期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其女性观相比于之前朝代也大有不同。

魏晋是一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亦是一个情感迸发的年代，它思想解放、学术开放、民风自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转折点。

在儒学式微、玄学兴起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经学失去其统治局面，繁琐刻板的礼仪道德规范似乎也失去了权威。

而且魏晋时期的文人志士在玄学的影响下，大都追求自由、崇尚自然，推崇人格美和艺术化的人生，形成“魏晋风流”。

在这多方面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与评价也具有了进步性，不再拘泥于以儒家三从四德等标准来定义女性。

他们逐渐重视女子品德、才情、风度等方面，塑造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新女性。

而魏晋时期道教的新发展与女性观念的新突破则影响和改变着该时代道教女仙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