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理想照耀中国。每个人都应有所理想。自己的理想是，尽力译注出一本符合孔子本意的《论语》。首先它是值得被译注的：马克思先生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便有类似表达：冉有曰：“既庶矣的，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孔子看来，民众的富足是实现文明教化的基础。又比如马克思先生在《资本论》关于资本逐利的危害，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如果有10％的利润……”；而在《论语》中，孔子同样对逐利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放于利而行，多怨”，从心理的角度剖析了逐利的危害。”其次，《论语》是值得被重新译注的：《说文解字》有："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假若这个解释是真，那么孔子便不可能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因为他老人家并不相信术士的那一套：“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甚至对术士的经典之作“祷尔于上下神祇”的《诔》嗤之以鼻，认为求祷神灵根本没有用，该病重的依然病重。更重要的是，孔子所提倡的礼教，和儒家所提倡的“正名分、定尊卑”的礼教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大家在阅读《论语》时，不妨注意之。本文为大家译注的是《论语》的第二篇第十六章。欢迎一起探讨、交流哦。

【原文】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攻”，杨伯峻先生说：“《论语》共享四次“攻”字，像先进篇的‘小子鸣鼓而攻之’，颜渊篇的‘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的三个‘攻’字都当‘攻击’解，这里也不应例外。很多人却把它解为‘治学’的‘治’。”（《论语译注》，下同）

那么“攻”，到底如伯峻先生言，这里也不应例外，继续作“攻击”解；还是如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本章的“攻”，同“攻习”“攻研”，作“治学”解呢？这个需结合“攻”的对象——“异端”，方可做出正确地判断。在此之前，简单介绍下“乎”：本章“乎”，不是语气词而是介词，用来引出动词产生的对象，相当于“对”“于”。

“异”，本义为奇特、奇异、奇怪;“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篇），孔子效法于天，效法于自然；而所谓“天赋异禀”，“子不语乱力、怪神”（《述而》篇）。因此，本章的“异”，我将之理解为“不同的、违背自然的”。“端”，《广雅》“正也”、《说文》“直也”；故，这里也取其本义，理解为“正直、稳重、不歪斜”。所谓“异端”，便是指偏离正道、违背自然的学问。

伯峻先生说：“孔子之时，自然还没有诸子百家，因之很难译为‘不同的学说’，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所以译为‘不正确的议论’”。李泽厚先生亦认为，“异端”即“不同于自己的学问”（《论语今读》）。尽管伯峻先生和泽厚先生，由于对“斯害也已”的看法不同，导致最终的观点截然相反。伯峻先生认为：“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泽厚先生则认为：“攻击不同于自己的学问，那反而是有危害的”。然而，两位先生均将“异端”理解为，与自己相异的学说、主张。

这点，在下实难苟同。诚如泽厚先生所认为的，不去攻击不同于自己的异端邪说，’可表现出孔学的宽容精神；但将不同于自己的学说便视为异端学说，则意味着，自己的学说是没有错的，错的永远是他人，之所以不攻击对方，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宽容、不予计较罢了。其带来的后果，便会助长自己盲目自信，而逐渐丧失思辨能力。况且，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子路》篇），对于不赞成孔子周游列国、“从辟人之士”（《微子》篇）、甚至讥笑孔子为“栖栖者”（《宪问》篇）的隐者们，并无激烈的批评之辞，相反，还相当尊重他们。故不从之。

钱穆先生则说：“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本章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偏，戒人勿专在正反两端坚执其一。所谓异途而同归，学问当求通其全体，否则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歧途亡羊，为害无穷矣。……孔子平日言学，常兼举两端，如言仁常兼言礼，或兼言知。又如言质与文，学与思，此皆兼举两端，即《中庸》所谓执其两端。执其两端，则自见有一中道。中道在全体中见。仅治一端，则偏而不中矣。故《中庸》曰：‘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论语新解》）。钱穆先生之言，自可备一说，也颇符合孔子的中庸思想，不过若作此解，孔子直接说“攻乎一端”即好，何必故作高深：“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实在有违孔子“辞达而已矣”（《卫灵公》篇），故亦不从之。

鉴于“异端”的定义为“偏离正道、违背自然的学问”，将“攻”理解为“治学”之义，恐怕更好些。毕竟《论语》的孔子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篇），且主张“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篇），在乱世中，说话应该谦虚、谨慎，明哲保身。

“斯”，代词，这、这是；“也已”，语气助词，表肯定。伯峻先生将“已”看为动词，“止也”。这种说法，恐怕牵强，“也已”在文言中，并无该种用法。“斯害也已”，即这是件很有危害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攻习那些偏离正道、违背自然的学问，是件很有危害的事情呢？这里不妨以“佞”这种“异端”为例。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言辞只需表达清楚意思即可；“佞”则是指善辩、甚至是诡辩。“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公冶长》篇）、“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篇）、“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篇）。“佞”本该为君子所不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然而，孔子其时，“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雍也》篇），“佞”大行其道，甚至其风头盖过“颜值担当”。

“佞”行其道的最大危险便在于“巧言乱德”（《卫灵公》篇）：它会导致社会上“崇德”的人减少；“先事后得”（《颜渊》篇）、“仁而不佞”（《公冶长》篇）之人便会逐渐被“巧言令色”之人所取代，甚至被排挤、被刑戮而不能免于世。正所谓“德不如色，色不如佞”。

整个社会便如处在巨型的泡沫之中，到处充斥着华丽的辞藻和虚美的承诺。如果任其泡沫膨胀，便随时会有不攻自破的危险。而就这些佞者个人而言，“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除了一副巧嘴外，往往别无他长；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危险，因为一旦换了气象，便可能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由此可见，攻习“佞”这样的异端，于公于私，都是确实有危害的；而攻习其他类似的异端、攻习那些偏离正道、违背自然的学问，同样亦是有害且危险的。

【自己的译文】孔子说：“攻习那些偏离正道、违背自然的学问，是件很有危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