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钏》剧照，伦敦小剧场（Little Theatre），1934年。

这群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共同经历是流亡，尤其在日本侵华的背景下。然而英国也在二战中遭到了空袭的威胁，他们便不得不在留英、回国或迁居他国间做出选择。请问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历史遗产里是如何呈现流亡、离散、归属、群落这些主题的？

贝文、韦查德、郑达：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无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影响了这些滞留英国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中有人回国投身抗战，也有很多人留在海外，包括蒋彝、熊式一、崔骥、萧乾、杨宪益。他们与故土相隔万里，又总为亲朋的安危担忧，这令他们身心俱疲。1939年9月，战争在欧洲爆发，伦敦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他们不得不疏散到邻近的城市。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勇敢坚持，推广中国文化，向公众转达中国抗日的重要性，筹集援华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批海外华人又一次面临选择，是回到大陆，搬去台湾，还是留在海外做无国籍公民。蒋彝、熊式一、崔骥、何思可、凌叔华等人都决定留在海外。他们碰到了许多困难，为了谋生改行从事新的工作。比如，何思可与罗孝建都曾是外交官，后来做起了餐馆生意。熊式一在剑桥大学接受了一份薪水微薄的短期教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因为冷战的关系，他们与中国大陆的家人山水相隔。吴芳思的文章《梅达谷的麻将》（Mahjong in Maida Vale）生动再现了1950年代伦敦华人妻子的日常生活。为了自我赋权、相互扶持，这些中国妇女聚在一起做饭、打麻将。这不禁令人想到谭恩美（Amy Tan）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中的情节，尽管那是在美国的背景下。

蒋彝为李梦冰《华食谱》（1943）所作的插图

近年来，西方反华情绪和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有所抬头，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群体。蒋彝与其他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跨文化故事能否有助于缓减我们时代频现的对海外华人的误解？

贝文、韦查德、郑达：这几年西方媒体频繁报道反华情绪和反亚裔暴力，这令人非常不安。将近一个世纪前蒋彝初到英国时，他观察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歧视、偏见与误解。电影、戏剧、图书常常将华人刻画成无知、肮脏、阴险、落后的形象。

蒋彝、熊式一和其他中国人经常在伦敦街头遇见向他们呼喊带有种族歧视色彩词语的小孩。郑嘉仪的文章《身为蒋彝：感受、差异与述事》（Being Chiang Yee: Feeling, Difference, and Storytelling）讨论了蒋彝对这种情况的反应。蒋彝意识到，有些人仅仅因为他的亚洲面孔而认定他是神秘莫测、怪里怪气的。他认为，与其因此而沮丧或做出愤怒反应，不如用幽默和圆通的处事方式，将这些原本不愉快的经历转化为展示自己人性一面、建立联系、呈现东西方共性的机会。蒋彝相信，无论语言、宗教、肤色、文化习俗有何差异，全人类都共享一些基本价值，他正是通过旅行和旅行书写来探索这些共性。蒋彝和他的中国作家同行感受到了相互理解与欣赏的迫切性，便献身于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事业中。今天，我们西方社会面临着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政治问题，人际沟通和文化交流仍然是消除偏见和误解、凝聚人心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彝和他的文友》的出版（从去年的英文版到现在的中文版）非常及时，它不仅重新阐释了过去，也给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前进方向。

蒋彝绘《市政楼晨景》（The morning look of the Civil Service Building, 1950），载《纽约画记》。

蒋彝绘《雪中河滨公园》（Riverside Park in snow, 1950），载《纽约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