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
——写在史铁生逝世九周年
文 | 孙莳麦
我知道史铁生是2012年,彼时他已去世,我还不了解他的好。第一次去地坛又是七年后了——今年,是史铁生逝世的第九年。
一直在犹豫该如何提起他。之所以不说“纪念”的原因是他一定不想要任何形式的纪念。“有时候我设想我的墓志铭,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那路东西,只是想,如果要的话最好要什么?要的话,最好由我自己来选择。我看好《再别康桥》中的一句: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在徐志摩先生,那未必是指生死,但在我看来,那真是最好的对生死的态度,最恰当不过,用作墓志铭再好也没有。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但既然这样,又何必弄一块石头来作证?还是什么都不要吧,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病隙碎笔1》)他的骨灰盒,“那是真正好木头做的,很沉;线条简洁、朴素,没有雕花。”一如古树,一如万物,很配他。
又不具备任何身份,使“纪念”之外的词变得恰如其分。我是一个普通读者,是在很遥远的地方阅读他、被他深刻影响过的年轻人,仅仅是喜欢他、尊敬他的千万读者中的一个。我不是作家,在过去的年月里拥有大把和他聊文学、聊人生的机会;我也不是责编,无法借约稿之由上门,再现身说法谈谈他是个怎样的人。九年后的今天,当我试图写下“今天我们如何纪念史铁生”几个字,才发现除他作品之外的那部分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好在他够坦诚。他的全部,都袒露在作品里了。
读他的书。对一个读者来说,这或许是接近他、了解他、纪念他最好、也最恰当的方式。
所以,“我们如何纪念史铁生”,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我与史铁生”。
七年前,我正是高一。爸爸送我的人生中第一部散文集,就是《我与地坛》。那时我对它的理解还仅限于它漂亮的景物描写。如果站在今天回望过去,七年前的我必定不会想到几年后送我书的人会离开,当然也更不会想到当年那个蓝色封皮书的作者,会成为深刻影响我价值观建成的人。
三年前,我第一次面对至亲的离世,面对世界上最无法避免又无可挽回的分别。前二十年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全部打乱*,我战战兢兢踏出温室,迈入成人世界的大门。
一年前,我第一次面临爱情中最常见的失败和错误,面临有意识的欺骗和隐瞒。于是有人告诉你在爱情中“落败”的原因是毫无保留的敞开,而“取胜”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欺瞒还击。
缺乏信任和安全感的环境催生出许多毫无必要的自证和表演。于是有了计算,心意被称斤按两摆放到秤的两边去——省得有一边沉沉地掉下去压垮那份脆弱的自尊,或者那颗小心翼翼揣在裤兜里欲掏又止的、早已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心。欺瞒像个沼泽,将人不可遏制地拖入自疑和疑他的循环中去。欺瞒让人面目模糊,以求自保。欺瞒让人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让人像任何人唯独不像自己。我们强调自我,又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叛逆——在自我周围高高地竖起篱墙又把别人隔绝在外。我们紧闭自己的大门,猫眼里看人。我们活在无休止的等待之中,等待对面那个猫眼后面的人先打开自己的门。
不知哪来的逻辑:诚实带来危险。又不知哪来的事实:完美才能被爱。我懂得世界的规则,我不想受伤,但我也学不会撒谎。
我成为了一个散文写作者,像冥冥之中早有定数。对一个逐渐长大走向世界的人而言,许多事情开始变得不可言说,言说意味着危险。表达在召唤理解的同时也在承受着误解,将私人生活暴露在大众面前变成了一件近乎可耻的事。没有比让一个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接受自己愚蠢更难捱的事了,更何况将它化为字句示人。
写作者的自我审查既是推动力,也是枷锁。小说是说谎的艺术,可以随时从角色中抽身,但散文不同。散文是把日记本翻给人看,是露出柔软的肚皮给人看,或者更甚,把伤疤揭下给人看——每一次重提和组织都意味着再一次受难,且,它的表达效果不定,极有可能变成一场自以为是的表演。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当下,许多处我还在犹疑,说还是不说。一边紧张一边坦然着,一边克制一边又不由自主地表达着,曾经无数次困扰我的挫折和误解不断在眼前浮现:散文是低级的文体,是翻来覆去炒陈年的剩饭,自我的经验迟早有天会用完……它们没能解决,或许永不能解决。而此刻,也是史铁生在暗处,鼓励我。
“文学这个词并不美妙,并不恰切,不如是写作,不如是倾诉和倾听,不如是梦幻、是神游。因为那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本不该有什么规范,本不该去符合什么学理,本不必求取公认,那是天地间最自由的一片思绪呀,是有限的时空中响彻的无限呼唤。为此上帝也看重它,给它风采,给它浪漫,给它鬼魅与神奇,给它虚构的权力去敲碎现实的呆板,给它荒诞的逻辑以冲出这个既定的人间, 总之给它一种机会,重归那巨大的存在之消息,浩浩荡荡万千心魂重新浑然一体,赢得上帝的游戏,破译上帝以斯芬克斯的名义设下的谜语。”(《病隙碎笔1》)
“史铁生和我……我们都不是不撒谎的人。我们都不是没有撒过谎的人。我们都不是能够保证不再撒谎的人。但我们都会因为对方的撒谎而恼怒,因为对方的斥责而羞愧。恼怒和羞愧,有时弄得我们寝食难安,半夜起来互相埋怨。
公开的诚实当然最好,但这对于我们,眼下还难做到。那就退而求其次——保持私下的诚实,这样至少可以把自己看得清楚。”(《病隙碎笔2》)
“把自己看得清楚。”——而这或许更重要。
史铁生够坦率。许多人的坦率不过是率先暴露一个无伤大雅的缺点,像是抛出一个稳赚不赔的幌子:即便缺点不为人所接受,至少还能显得真诚,处处透出一股抖机灵的狡黠来——谁知道他们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呢?史铁生不同。他怀疑上帝视角,不相信任何居高临下的批判或拯救。在《务虚笔记》中,他将自己人性中每一个不为人知的侧面层层剖开,投射到一个个以字母命名的人物身上,在人物的自责与叙述者“我”的错综交织中,层层剖开、否定既定观念中已被认定为真理的东西,实现多重的自审,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自身。
史铁生是轮椅上的巨人,他是坚强的,也是令人敬佩的,这些都没错。但他更是平凡的,他不比谁更清洁。他不是卫道士,不是精神偶像,不是道德的制高点,他的心脏并不比别人更强大,他所受的挣扎也并不比别人更少一点。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才更显出其“伟大”来——他承认残缺,他在残缺中寻求圆满。
我在史铁生的影响下,书写我的挣扎、惶惑和不那么体面的笨拙。我梳理生活的线索,试图在写作中找到和世界和睦相处的办法。我把过去二十年的惶惑写成了文章,又在不久前得了一个奖。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领奖台上的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因为紧张,说话也断断续续得不成样子,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却无比清晰:
“感谢写作。是写作,让我学会直面自己的愚蠢,和内心深处长久以来无法自视的那部分。它让我坦然接受自己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的不完美,且毫不羞于示人。”
那是我第一次上台,我忘了感谢那位站在源头处影响我写作的人。
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失去,如何自处又如何爱人,在我惶惶不可终日的一些时间,这些人生重大的课题,是史铁生教会我。准确地说,是他用写作的方式,身体力行地引导我,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寻找答案。他让我拨开重重杂芜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他让我知道写作者无论如何都不该缺少直面自我和坦承己见的勇气,他让我自由。
史铁生是我没见过面的老师和朋友。《务虚笔记》成了我的答案之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新翻开来看看。尽管他未必想提供答案,但,谢谢他贡献他的迷途。
所以今天,我更愿意以一位读者的身份想起他,以一位写作者的身份谈及他、感谢他。从《务虚笔记》中知道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说史铁生,实际上只是在借史铁生之名说我自己。
但说这些只是想说明,还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人存在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许许多多个我,汇成千千万万的消息。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一生要经历两次死亡。第一次是肉身的死亡,第二次是消息的死亡。当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死了,他才算是真正地死了。幸好,地坛不死。消息不死。千千万万的我不死。所以史铁生不死。
肉体终会腐朽,但消息永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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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务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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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真情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危险。爱和诗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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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说:而这一切希望,现在我知道,全是为了有一天我能把我的一切心意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们,让她们看见我的美好也看见我的丑恶,看见我的纯洁、我的污秽、我的高尚和我的庸俗,看见我的*多么纷纭可我的希望多么纯洁。一切希望,我现在知道,就在于她们看清了我的真相而依然不厌弃我,一切欢乐都不改变。否则我总担心那欢乐会倏然消逝。我怕我是一个假象,我害怕我会欺骗了她们,我怕我会辜负了她们的信任,我怕不小心我的假象会被戳穿。我害怕这害怕本身,我害怕小心谨慎乃至提心吊胆会使每时每刻的欢乐都变质。总之,我怕她们一旦看清我的真相就要让我走开,我盼望她们看清了我的真相而我们的亲密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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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他:“家是什么?”他的指尖在两个人赤裸的身体之间的月光里走一个往返,说:“家就是你和我,没有别的,就是你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和地点。”“那么爱情呢,是什么?”他的指尖再次在两个赤裸的胸脯之间的寂静里走一个来回,说:“爱情就是从这儿到这儿互相敞开,完全畅通。”“那为什么就是你和我?”“因为恰恰就是这样,恰恰是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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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奔驰在旷野上,显得弱小,甩动着一条银灰色的烟缕。他们想不出这个词的含义。我相信,热恋中的人会在这个词面前惑然不解,猜不出它的含义。
未来,F才能对这个词有所理解。在他不得不放弃真诚的爱恋时,在他一言不发,对N的迷茫默不作答时,他理解了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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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用眼泪所演算的一道难题是:如果他立刻宣布与N结婚,那么他父母的心脏就可能立刻停止跳动;如果他想他父母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再与N结婚,那么他父母的心脏可能还要跳上三十年。
他一路慢慢地走,凭习惯迈动着脚步,心中再无所念,但回到家时已是两鬓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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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想,我宁愿忍受她已经另有所爱,也不愿意设想这个世界上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于从梦想堕落进现实。
但这时F医生在我的心里对诗人说,那倒不如没有梦。F医生希望:要是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他的梦想,上帝应该允许他把那些梦想忘记得干干净净。
诗人反驳道:不得不放弃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事能迫使她这样。
F医生讥嘲道:那是因为你仅仅是个诗人,更准确地说,你仅仅是一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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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并不允许一个人把他的梦统统忘掉得干净,那么最好让梦停留在最美丽的位置,在那儿画一个句号,或是一行删节号。所谓最美丽的位置,F医生以为,并不一定是指最快乐的位置,最痛苦的位置也行,最忧伤最熬煎的位置也可以。
我曾经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有时候我怀疑:F不断地想起N,未必一定是思念,那更像是二十多年如一日的生活所养成的习惯,是他平静河流上的一个摆渡,或者更像是一种枯寂的消遣,最多是略带忧伤略带温馨的欣赏——就像是集邮,把往日的收藏拿出来看一看,无论是引出快乐还是引出痛苦,都益于时光的流逝,然后依旧把它们收藏起来,不让它们为非作歹打破一条河流的通畅,包括不让往事把今天弄得脸色惨白。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被这样的怀疑搞得沮丧。直到有一天,F医生已不在人世,诗人L也不再年轻,等到诗人L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或者永远地破灭之时,那时诗人才能对我说:你错了,错了,真的你理解错了,你还不懂得什么是幸福的位置。
诗人说:一个幸福的位置,其实就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位置。
美丽的位置?
对了,那必不能是一个从赤诚相见退回到彬彬有礼的位置。
一个美丽的位置?
对了,那必不能是一个心血枯焦却被轻描淡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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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慰不排除爱也不排除恨甚至不排除“纵使相逢应不识”,而只排除平庸,只排除不失礼数地把你标明在一个客人的位置上,把你推开在一个得当的距离之外——对了:朋友。这位置,这距离,是一条魔谷,是一道鬼墙,是一个丑恶凶残食人魂魄的老妖,它能点金成石、化血为水,把你舍命的珍藏“刷拉”一下翻转成一场漫不经心的玩笑。
对于相逢的形式,我们怕的不是残忍我们怕的是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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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舞台的灯光照亮着你,如果我们相距得足够近,你的影像映入我的眼帘,这就叫做:现实。
如果这舞台的灯光照亮过你,当我回来你的影像已经飘离,如果你的影像已经飘进茫茫宇宙,这就叫做:过去。
如果我已经回来,如果你已经不在,但我的意识超越光速我以心灵的目光追踪你飘离的影像,这就是:眺望。
如果现实已成过去,如果过去永远现实,一个伤痕累累的欲念在没有地点的时间中或在抹*了时间的地点上,如果追上了一个飘离的影像那就是:梦。
那就是梦。
二十多年,或永生永世,无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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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少次坐在火车上这样想:眼前这些人,这些旅伴一个个多么真实,多么靠近,互相快乐、自由、善意,甚至倾心交谈,那一刻他们是互相存在的,但是很快你就和他们永别,再也找不到他们,他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与你无关,他们的存在与你毫不相干。我曾多次坐在火车上,与一个个偶然相遇的旅伴东拉西扯胡言乱语(和熟人可不敢这样),觉得安全,不怕有人出卖你,不怕有人看不起你,因为陌生是一种保障,车到终点大家就各奔东西互不存在了。熟人有一种危险,陌生倒可以安全,这确实有点儿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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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的那个晚上我就已经知道,那才是我的罪孽,那是真正的罪孽,不要说WR的勇敢,即便是画家Z的愤恨也要比这干净得多。
但是你仍然感到轻松了。
是的,感到安全。
虽然丑恶依然是丑恶,但是别人并不知道,是吗?
正是这样。
于是安全了,是吗?为了安全,我们得小心掩盖我们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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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羞耻是什么?
是与群体通行的规则相悖,与群体树立的禁忌相违。是群体的不予接受。
你是独特的,但你必须向统一让步。你是自由的,但你必须向禁忌妥协。因为你渴望亲近群体,渴望他们的接受。你害怕被群体驱逐。
因而你是孤独的,你是独特但孤独的心魂。生来如此。生,就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
孤独引诱你走向群体——否则那不是孤独,你要妥协,你要知道羞耻。
亚当和夏娃何时走出伊甸园的?知道了羞耻的时候。穿上衣服和脱去衣服那都一样,需要遮挡的,是你孤独的心魂。
自由何时结束?“妈妈我不要再露着屁股啦,妈妈,别的孩子要笑我的”,那时你走进人间。
不是你要穿上衣服的时候,是你害怕别人笑话你的时候,你走进人间。
你在哪儿?你的脸,你的名字——你就在这儿。你被他人识别被他人评价,从而你才感到了存在,你才存在了。你,我,他,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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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人都能英勇不屈,残暴就没有意义了;残暴之所以还存在,就因为人是怕苦怕疼怕死的。听说,什么也不怕的英雄是有的,我常常在钦佩他们的同时胆战心寒。在残暴和怯弱并存的时间,英雄才有其意义。“英雄”这两个字要保留住一种意义,保留的方法是:再创造出两个字——“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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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人?由谁来判定你是不是个好人,以及,怎样才是好人?这是个艰深的问题。较为简单的逻辑是:由他人来判定。“好人”,只在他人的目光或语言中才能生成。独身于孤岛,如果从来独身于孤岛永远独身于孤岛,就不会有“好人”这个词,只是在如山如海的他人之中“好人”才诞生。
爱,或许是判定的根源。如果人需要爱,那就说明,人需要他人的判定。可是如果你需要,你就会害怕。他人,并不止于你的恋人,如山如海的他人都要给你判定,你躲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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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都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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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残酷的惩罚,不是来自野兽而是来自人。歧视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亲人。孤独,不是在空茫而寒冷的大海上只身漂流,而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在美好生活展开的地方——没有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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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未在没有别人的时间里看见过自己。就像我们从未在没有距离的地方走过路。我知道诗人想要说什么:有区别才有自己,自己就是区别;有距离才有路,路就是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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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关系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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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命有很大一部分,必不可免是在设想中走过的。在一个偶然但必须的网结上设想,就像隔着多少万光年的距离,看一颗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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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象那无从想象的无限,发现其实很简单——只是人们并不想老实地承认——那不过是想象力的极限罢了。无限,是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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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站在四岁的O的位置瞻望未来,你会说她前途未卜,你会说她前途无限,要是你站在她的终点看这个生命的轨迹你看到的只是一条路,你就只能看见一条命定之途。所有的生命都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无论我们试图对谁的历史做一点儿探究,我们都必得就“历史”表明态度。我曾相信历史是不存在的,一切所谓历史都不过是现在对过去(后人对前人)的猜度,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处境。
我不打算放弃这种理解,我是想把另一种理解调和进来:历史又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生来就被规定了一种处境,如果你从虚无中醒来(无以计量的虚无)看见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团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这是上帝即兴的编织),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解互相不需要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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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Z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九岁,诗人L的初恋是在十岁,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这一岁上,但是他们生日的差别意味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世界,他们的命运便位于两个不同的初始点上。初始点的微小差异,却可以导致结果的天壤之别。人一生的命运,很可能就像一种叫做“混沌”的新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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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章取义说不定是历史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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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过去的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未被意识到的,它们都无影无踪,甚至谈论它们都已不再可能。另一种被意识到的生活才是真正存在的,才被保存下来成为意义的载体。这是不是说仅仅这部分过去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不,好像也不,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都是被意识改造过的,它们只是作为意义的载体才是真实的,而意义乃是现在的赋予。那么我们真实地占有现在吗?如果占有,是多久?“现在”你说是多久?一分钟?一秒钟?百分之一秒抑或万分之一秒?这样下去“现在”岂不是要趋于0了?也许,“现在”仅仅是我们意识到一种意义所必要的时间?但是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一旦被意识到就已成为过去,意义一旦成为意义便已走向未来,现在是趋于0的,现在若不与过去和未来连接便是死灭,便是虚空。那么未来呢?未来是真实的吗?噢是的,未来的真实在于它是未来,在于它的不曾到来,在于它仅仅是一片梦想。过去在走向未来,意义追随着梦想,在意义与梦想之间,在它们的重叠之处就是现在。在它们的重叠之处,我们在途中,我们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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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地纺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味;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为大脑灵魂肯定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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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从来就有这样一个秘诀:咒语由被施咒的人自己说出来,就是解除咒语的办法。
摘录多少有些断章取义的意思,但目的只有一个:
呈现,以便让更多人去读这本书,去了解它背后的那个人。
他值得。
-End-
编辑:孙莳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