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以前，还没有“疆域”这个概念，华夏大地上的不同政权之间是以所能控制的附属城邑、据点作为势力分界的。直到战国以后，随着诸侯国的征战扩张，所控制区域才从过去的“点”扩散为“面”，产生了疆域。

夏朝虽然是我国史*载当中的第一个广域王权政治实体，但它所能控制的区域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史书关于夏朝“疆域”的记载也存在着不少的错漏和相互抵牾。

比如《竹书纪年》说夏朝统治的中心主要在豫东和鲁西一带；《战国策》则说“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认为夏朝的中心在豫西的伊洛平原。《左传》则认为“夏墟”在晋南。

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梳理了所有关于夏朝疆域的记载后，认为有两个地方可能是夏朝的中枢：一个是河南中西部崇山周边地区，特别是登封、禹州一带；另一个是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地区。

此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分别在徐旭生划定的两处地方发现了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从空间角度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集中在豫西和晋南，而影响范围却囊括了整个河南，并延伸到了陕西东部、冀南、鲁西以及长江流域一带，并且这种文化影响是单向的。而地处伊洛河故道北沿的300万平方米区域恰恰是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居邑，意味着这里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跟史*载的夏朝疆域及王都所在地斟鄩吻合。

从时间角度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与已知的二里岗早商文化典型器物存在明显差异，两种文化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超出了早商文化的上限。

所以，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给出结论性意见：二里头就是夏朝中晚期都城所在地，同时指出“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应是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换言之，从国家层面来讲，夏朝的疆域被认为是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对于中原以外的地区，夏朝的存在仅局限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上。

但是，夏王朝的缔造者—大禹的归葬地，却超出了夏朝所能控制的实际区域。

《墨子·节葬下》和《竹书纪年》都说禹死在了会稽。司马迁在实地“上会稽，探禹穴”实地考证之后，也郑重地把以下内容记录在了《史记》当中：“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