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从《出租车司机》到《愤怒的公牛》，马丁·斯科塞斯树立起了“电影社会学家”的个人品牌与作者导演标签，凭借着对战后“垮掉的一代”集体心理的深度呈现，他的电影也成为研究时代群像与精神世界的一种纪录式影像。尽管这些电影在对社会观察反思、人性痼疾的揭露上不乏力度，但在80年代以《金色池塘》、《母女情深》为代表的家庭伦理片潮流之下，逐渐失去市场，这种方向上的个人风格探索最终以《喜剧之王》的票房惨淡宣告终结。

在这之后，斯科塞斯开始拍摄了商业色彩浓厚的都市题材荒诞喜剧《下班后》与宗教题材《基督最后的诱惑》，纵使评论界不乏赞美，市场仍旧反响平平。从某种程度上看，《好家伙》商业上的成功（北美4683.6万美元票房），影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创作风格，例如《赌城风云》，而几位主创于去年又联手合作了《爱尔兰人》。

用如今的视角去审视，《好家伙》不仅仅是对70年代名作《穷街陋巷》等“街头犯罪片”的一种成熟化，提高了观赏性与娱乐性，更在于它以一种轻妙、戏谑的讽刺了“黑帮神话”背后的虚伪与罪恶。

作为“民族大熔炉”的美国，是由不同亚文化（或者说是“子文化”）组成的。纵观马丁·斯科塞的作品体系，除了意大利裔的文化特征尤为明显占据绝对主导之外，爱尔兰裔文化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元素。其中的原因是极为明显的，相对于早已扎根北美并“美国化”的英裔、德裔，意大利裔、爱尔兰裔移民迁居北美的时间较晚，而且都是信仰天主教（罗马教廷）。因此，类似的处境、信仰上的相通、文化内部的认同，就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微妙联系，既有着差异隔阂冲突又有着宗教上的联系。

《好家伙》正是对这种族裔文化现象的具象体现，主角亨利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西西里人（意大利），因为并非纯粹的意大利血统而无法被推荐至意大利黑手党帮派。这种微妙的族裔认同一直贯穿在斯科塞斯的作品之中。一方面，这种意大利移民的族裔文化是一种族群内部的精神认同，是一种凝聚精神的文化印记；另一方面，意裔文化的内向化与排他性，呈现出一种与现代文明交流融合的大趋势相悖的封闭与保守。

马丁·斯科塞斯与另一位意大利裔导演《教父》之父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同样成名于70年代的“新好莱坞时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轨迹。在斯科塞斯以意裔亚文化作为主要视角的黑帮片话语内，看似酣畅淋漓的暴力行为背后尽是利益倾轧、生命屠戮的血腥与罪恶，黑帮男权至上的生存模式与文化传统对女性的异化与压迫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不难看出，其中的感情是微妙的，引以为傲的同时又充满着反思与内省、质疑与批判。

01.亨利——追梦到救赎的“反类型”成长模式

《好家伙》对这种男性的“英雄梦”的解构是建立在三个人物为主要角色构建的黑帮群像基础之上，尤其是亨利成长线索中的“反英雄”处理与“反类型”套路，更是贯穿全片的主要线索。

对于“黑帮”群体而言，《好家伙》的亨利首先是“他者”身份——观察者。年少叛逆的亨利，不愿意做个庸庸碌碌的普通人、惧怕了无生气的平淡人生，向往着浪漫惬意的黑帮生活，憧憬着那种潇洒不羁的风光与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