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佐佐木秀夫从成田机场落地日本。

在当时，中国残留孤儿（战争遗孤）作为有价值的政治选民，受到了日本媒体的关注，在上野的酒店住了一晚后，佐佐木一家被送往了位于东京江户川区葛西的常盤寮。

1981年3月2日，47名留守中国的孤儿回到了日本。

所谓常盤寮，就是日本政府为战争遗孤准备的免费住所。

这个在臭水沟旁的建筑一共三层，一层6间，居所面积不大，还要跟其他人共享厨房、浴室和厕所，按中国的经验来说就是筒子楼，但在那时的佐佐木秀夫看来，这种标准相较老家，绝对算得上豪宅。

除了住房让佐佐木秀夫欣喜之外，充足的食物也让他更加相信日本是天堂。

在去日本生活之前，佐佐木秀夫最喜欢吃的就是糖，但在那个白面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的山村，糖更像是奢侈品。“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几乎就没吃过糖，我们那会最期待的就是婚礼，因为婚礼可以抢到几颗喜糖吃。”他对我说，“但日本有很多甜食，真的是天国。”

这种饥饿换来的是报复性的进食。在刚到日本初期，佐佐木秀夫自创了一种吃法，那就是拿大量的白糖拌米饭，从五年级到初一，他整整吃了3年。

但很快，随着生活的延长，一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打碎了佐佐木秀夫对天国的想象。

在物质生活变得丰富的同时，歧视与暴力并没有消散。

在刚到日本的前两年，佐佐木秀夫在葛西小学学日语，但老师总会拿他的身份进行攻击。甚至因为有一次佐佐木秀夫错将室外鞋穿进教室，就被老师怒骂：你们这些中国人，脏死了，赶紧滚回国。

这种歧视，不仅来自成年人。

因为听闻日本学校有因为方言歧视他人的传统，佐佐木秀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努力学习日语，试图更快地融入到学校的环境中。但这，并没有让他逃离被歧视乃至暴力的厄运。“总有高年级的学生，会毫无缘由地殴打我。但那会我只有11岁，我只能忍耐。”他回忆。

战争遗孤子女的同伴，也不是他的同温层。

在佐佐木秀夫的日语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来自东北地区，只有他一个是河北的，所以他说中文也会被讥笑。“但当我跟他们说日语的时候，他们又会说都是中国人，你说什么日语啊？”他说，”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说话，因为怎么说都会有问题，很孤独。”

本以为来到了天堂，却发现在富足的生活背后仍是炼狱。

于是，忍受不住的佐佐木秀夫，决定以暴制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