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乔内《沉睡的维纳斯》

提香《乌尔比诺的维纳斯》，绘制于《沉睡的维纳斯》之后。

在理查德·波斯纳看来，莎士比亚式的“剽窃”不会被诟病，有时代原因。首先，当时英国戏剧审查很严，如果完全原创，剧院要承担比较大的风险。其次，当时创作群体规模较小，作品有限，人们想要看到更多的作品，所以不会责怪诸如此类的创作方式。而对于过去的画家来说，他们不直接与市场接触，靠赞助人的资助为生，所以不会受到剽窃的影响。有人模仿他们的作品，是在帮助传播他们的名声。当时的画家工作室学徒会经常模仿画家的画风，不会有任何问题。但这给后世的艺术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甄别难题。2017年，达·芬奇作品《救世主》拍下4.5亿美元的高价，而在牛津大学研究员Matthew Landrus看来，尽管这幅画的技法与达·芬奇几乎一致，但它还是出自达·芬奇的助手Bernardino Luini之笔的赝品。

《救世主》

时代的宽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创作总量的增大而变得越来越严苛，但与今天比较而言仍有余地。很多人不会相信，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生前也受到过不止一次抄袭指控。同时代的评论者发现，王尔德于1881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Poems）

大量衍生自他所崇拜的浪漫主义作家和前拉斐尔派诗人的作品，伦敦《星期天评论》

（Saturday Review）

评价这本诗集道：“这本书有聪明的痕迹，但也充斥着模仿、不真诚和坏品位。”当时牛津毕业生、后来的文史学者 Oliver Elton 则评价《诗集》说它们的作者根本不是人们假定的“父亲”，而是一些知名度更高的作家。后来王尔德也经常借用其他作家的表达，在他看来，没有创作出新灵感的“借用”不是违反职业伦理，而是水平不佳。这种说法明显沿袭自文艺复兴时期对“抄袭”的态度。

宽容不是没有好处。在创作欠缺的年代，每一次创造性模仿，都在激发新的灵感，同时也在推动文化的传播。

复制时代的艺术创作

是追求创作道德，还是守住底线？

照相机的发明，让我们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本雅明提出的这个概念，是为了阐释照相机复制手段对艺术的破坏。艺术品被人从神坛拉向地面，艺术创作再也不需要精湛的再现自然的技巧，只需要一台相机。艺术品的“灵韵”消失了，所有的复制品都千篇一律。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精英取向，但他预言了后来艺术创作的方向——艺术民主化与参与化，艺术创作再也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连普通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者: [德] 瓦尔特·本雅明；译者: 李伟 / 郭东；版本: 重庆出版社 2006年10月）

“创作”是人类的天性，“创作”还能带来价值，获得关注，获取利益。所以当艺术创作的门槛降低，势必会带来各类艺术作品的膨胀式发展，大量的作品进入市场，文化商品不再罕有。伴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文化商品的个性成为盈利的卖点。人们对原创性愈发推崇，而千篇一律的复制性作品则得不到市场青睐。在利益的驱动下，剽窃他人“个性”成为了普遍现象。而与文艺复兴时期不同，“个性”已经与利益深度捆绑，人们对于创造性模仿的容忍度，也随着剽窃的普遍化，而变得越来越低。

不提前商量版权的莎士比亚式的重述改写肯定要吃官司了，不过今天的人们还能容忍部分创造性模仿，如充斥于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挪用”和“戏仿”。“挪用”指借用前人元素，表达新的意义。《气球狗》作者、美国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

(Jeff Koons)

曾因为不恰当的“挪用”几度陷入抄袭官司之中，赔了不少钱，但被法庭界定为合理挪用的作品，则不构成侵权。

不合理挪用：杰夫·昆斯雕塑作品《Fait d’hiver》与弗朗克·大卫多维奇的广告摄影高度类似，2015年，原作者提起诉讼，2018年打赢官司，获得17万美元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