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上瘾》，[美]迈雅·萨拉维茨著，丁将译，理想国 | 海南出版社2021年9月。

艺术成为技术“戒瘾”的新可能？

如何挣脱以“无限滚动”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瘾机制？Medium网站2022年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应该反向思考“从颠簸到平滑”的过程，加大“滚动”的“摩擦”。《哈佛商业评论》2022年的一篇文章则认为，熟悉技术致使人成瘾的机制也给我们提供了反抗它的武器，比如可以反向喂养算法、连续观看多个“不相关”的视频以打断流畅的观影体验、使用各类社交媒体计时器控制自己“刷手机”的时间等。Freedom网站的另一篇文章更是提出挣脱技术成瘾的关键在于训练“正念”，例如借助冥想等手段来帮助自己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同时关闭一些系统默认的设置用于限制“无限滚动”的机制——这些听起来，确实十分的老生常谈。

这些评论中给出的建议，其共性是对人们能依靠自己摆脱技术成瘾的能动性抱有极大的信心。相对于这种较为盲目乐观的心态，一些数字艺术家提出的方案或许蕴藏着更多的可能性。心理学家瓦妮莎·巴特利特（Vanessa Bartlett）于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借由对舒尔的赌博研究分析，谈论了如何通过艺术途径帮助人们缓解技术成瘾问题。她首先提到了行为心理学家尼尔·埃亚尔在流行读物《Hooked:How to build》（中译本《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中描述的“触发器”：通过在数字产品界面上突出显示未被答复的信息，吸引用户产生一种持续而微妙的“心理痒感”——担心某个重要的事情会在自己的忽视中丢失。

随后，她介绍了两位艺术家（Jonah Brucker-Cohen 和 Benjamin Grosser）于2015年创作的作品 《请不要点赞》（Please Don't Like This）。该设计在一个网页的中心放置了一个标有“喜欢”的跳动红色按钮，旁边还有着一句诱人的标题，一个不断更新的计数器则在显示已经经不起诱惑而点击按钮的人数。在创作者看来，数字时代技术成瘾的特点在于其是在潜意识层面运作，而该作品试图把这种运作过程摆到观众面前，让人们意识到其存在。另两位艺术家（Stephanie Kneissl 和 Max Lackner）于2017年创作的作品 《让算法停下来》（Stop the Algorithm）则采用了一种应对“无限滚动”机制的更为激进的策略，他们制作了一个在Instagram中持续滚动的动态雕塑，它不断地随机触碰“喜欢”按钮，彻底颠覆算法的运作形式，促使观众们反思“无限滚动”的设计本身并意识到其危害性。

艺术作品 《让算法停下来》（Stop the Algorithm）。

媒介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曾在上世纪给予未来的艺术以极高的期待，认为艺术能够成为一种精准而超前的意识，应对即将到来的新技术对我们的感知造成的冲击，并成为现代社会危机中人类获得解放的手段（尽管他并非实指具体的艺术）。在此，心理学家巴特利特的建议似乎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这种期待，她认为，由于数字技术的影响深入到潜意识层面，在克服数字技术的弊端方面，能唤醒直觉的美学、艺术、设计的知识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正如舒尔在《运气的诱饵》中所说，玩家与赌博机的设计者之间进行的是一场人与机器不公平的博弈，把玩家带入“机器迷境”的是赌博机背后的一整套包括技术、资本在内的社会系统。除了个体层面的策略，对系统的限制也是一种更为关键的对抗技术成瘾的路径。

《华尔街日报》《时代》杂志等媒体2022年3月均报道了美国加州提出的《社交媒体平台对儿童责任法案》（Social Media Platform Duty to Children Act），其由州议会的乔丹·坎宁安巴菲·威克斯提出，矛头对准愈加严重的儿童社交媒体成瘾现象。法案通过后将允许儿童的监护人因社交软件的算法强制推送、广告等方面起诉平台方。他们还曾提出另一项《加州数字设计适龄法案》（ California Age-Appropriate Design Code Act），用以限制社交媒体对加州儿童数据的采集。除了加州，Amy Klobuchar等参议员也提出过相关的联邦立法。

不过，印第安纳大学商法和伦理学学者艾比·斯特姆勒 (Abbey Stemler) 就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中表示，这些法案可能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这条法律的限制项太模糊，无法导向具体的行动”，斯特姆勒认为，解决技术成瘾的关键，在于限制大公司访问和利用数据的能力。

在我国，类似的限制措施也在加强。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于3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明确算法推荐服务的提供方不得利用算法屏蔽信息、过度推荐，也不得利用算法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梅尔罗斯》剧照。

技术成瘾与戒瘾，

本是“同根生”？

不过，在技术“戒瘾”的问题上，舒尔的研究再次给我们敲响了一记必要的“警钟”：首先，在戒除“技术上瘾”的过程中利用的技术，很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舒尔指出，赌博业曾出于行业长期发展的考虑，为赌客们提供自我记录赌博数据的工具，本意是希望借此能限制赌瘾的增长，然而却因此造就了一批“精算型成瘾者”，他们通过这项技术细心记录自己赌博的花销，并根据详细的损失记录制定赌博的策略。在田野笔记中，有人反映“自己的赌瘾反而越来越大了”。

舒尔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根植于某种现代文化的宏大背景中，强调一种“企业化”自我是这种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人们利用一系列的技术和量表，精确地对风险进行评估并制定自身的行动策略。而对于机器赌博来说，它看似让人们逃离了日常生活，但同时如前文所述，在投身于机器赌博时，人们依然在其中演练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精算的逻辑。这一逻辑同时体现在戒赌和赌博上，用技术的手段来戒瘾因此常常适得其反。

电影《赌城风云》（Casino，1995）剧照。

在《运气的诱饵》的末尾，舒尔引用了人类学家托马斯·马拉比的观点：“赌博为变幻莫测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半限定的折射，将充满变数的人生，凝结成了一种看起来更容易理解的形式”。从赌客们对机器的痴迷里，能观察到很多我们身处时代的文化特征。舒尔列举道，赌客们选择在“机器迷境”中悬置“选择”，是因为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社会充满了选择，个体必须背负通过选择来塑造自我人生的沉重义务；赌客们选择在“机器迷境”中悬置“社交关系”，是因为在现今的市场关系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一种“情感劳动”，情感成为被加工、管理、消费的对象，人们已经本能地希望逃避职业外的社交活动，同时也渴望更纯粹、简单的互动，比如和机器。

而赌博机最迷人的莫过于下注与回报的“即时性”，它打破了时间的连续，让人追求短时间内的最大收益，人们为之着迷，恰恰反衬出社会运行节奏的加速对人带来的影响之深切。对于技术成瘾来说，在个体习惯、技术设计、宏观政策方面的改变之外，如何从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的角度着力，是舒尔的研究给予我们继续思索的命题。

参考链接：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4640959

https://freedom.to/blog/infinite-scroll/

https://hbr.org/2022/01/the-psychology-of-your-scrolling-addiction

https://medium.com/@anish_b/infinite-scroll-addiction-how-instagram-just-showed-us-they-may-be-seeking-to-solve-this-trap-776ef75981b7

https://time.com/6158294/california-social-media-platform-duty-children-act/

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health/how-the-pandemic-has-changed-our-relationship-with-technology

https://www.wsj.com/articles/california-bill-aims-to-make-tech-firms-liable-for-social-media-addiction-in-children-11647382786

http://www.vanessabartlett.com/digital-design-and-time-on-device-why-aesthetic-experience-helps-us-to-understand-the-psychological-impact-of-living-in-a-digital-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