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主要靠投资与出口拉动，故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偏低。尤其在疫情爆发的三年中，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增速更低，2022年接近零增长。

因此，中国经济的二次转型，既有迫切性，又是问题导向，即降低对房地产的依赖，扩大消费。首先，坚持“房住不炒”至关重要。据麦肯锡估算，中国的全社会净资产从2000年的约7万亿美元飙升至2020年的120万亿美元，总量是20年前的17倍多。同期美国只增长一倍多，达到90万亿美元。我国的资产增长如此之快，与房地产的大扩容密不可分。

到3月末，我国的M2余额已经达到281万亿元，是美国的两倍，这与房地产的巨大规模也同样有关。当房地产走弱的时候，银行端的“资产荒”就会暴露出来，导致居民储蓄大幅增加，仅今年一季度，居民存款就增加近10万亿元。

第二，房地产长周期上行阶段的结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但消费是一个慢变量，也就意味着转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时间，需要推进改革，核心是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需要加快，具体建议见本人的以往报告。只有扩大消费，才能保持内循环的畅通，有利于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第三，盘活国有资产，实现从土地财政到股权财政的转型。我国目前的宏观杠杆率水平已经处在全球较高水平，按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统计，2021年为263.8%，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从我国政府的杠杆率（加上城投债）水平看，大约在100%左右，其中中央债21.4万亿元，地方债95万亿元，相比美国的144.5%（联邦政府加州政府）和日本（260%）等发达经济体并不算高。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中央债占比极低，地方债（含城投债）占比过高，这就导致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被充分暴露。

按照中央提出的“谁家的孩子谁家抱”要求，不少地方政府要承担的债务显然超过他们的承受范围。尤其在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风险更加暴露无遗。例如，2022年有13个省土地出让金对政府债务利息覆盖程度不足100%（2021年只有5个），扣除城投拿地之后恶化更加明显。

既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那就要推进国企改革，国企要通过并购*等来盘活国有资产，并通过合规的途径进行分红、减持等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此外，为了能够在稳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转型，必须增加中央债的规模。

以上是在经济转型阶段如何保持新发展格局的内外循环畅通的建议。但如果只是降低投资对GDP的贡献，增加消费对GDP的贡献，并不是真正转型，还必须做强做大制造业。因为从日本和韩国的案例看，它们的制造业在中国制造业崛起后，竞争力明显下降。而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目前还没有一个后发国家在制造业上构成对中国的挑战。

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后向参与度始终高于前向参与度，以中间品加工贸易为主导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但2004年以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后向参与度进入长期下行通道，前向参与度则稳步提升，商品出口从国内获得的增加值比重正在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