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课本就删去了美人出浴这一比喻。/《初级中学北新文选》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收入民国的国文课本时，也以“浮薄淫靡”的理由删去了将荷花比喻为“刚出浴的美人”以及引用梁元帝《采莲赋》的部分。

作为旧时民间技艺，口技艺人用荤段子招徕听众无可厚非，但这种内容出现在课堂上就的确不合时宜了，所以在今天的课本中仍然沿用了这一处理。而随着观念的进一步开放，当年《荷塘月色》的删改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从而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当时提倡五讲四美，同时考虑到闻一多的形象，在将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收入课本时，删去了文中“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的表述。

据说编辑将改稿送给臧克家过目时，老先生开始还有些不太高兴，编辑指着文中“众物腾跃”一词说：“这个形容很漂亮，虽然讲的是桌子上东西太乱了，但我坚持保留。”臧克家听后嘿嘿一笑，放了编辑一马。

这类内容删改虽然让人津津乐道，但在编辑过程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并不大。更多的删改则是出于规范化的要求，这也是不少一线教育工作者支持删改的理由。语文课本收录的文章涉及到不同年代的文本，外国文章还会涉及到不同的译本，与现在通行的汉语使用标准之间，自然存在不小的差异。

教材怎么编，是一项复杂的大工程。/《编舟记》

繁简体、异体字、错别字、词汇的搭配、标点符号的使用，这一部分才是语文课本编撰中最为繁琐却又不引人注目的内容。在“的地得”警察已经成为互联网濒危物种的今天，语文教科书仍然承担着确立一种汉语标准的责任。

正如主持编撰新中国第一套中学语文课本的叶圣陶所说：“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该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斯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

不过这种规范化的标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章的个人气质，老舍、梁实秋的京腔京韵，贾平凹的老陕味儿，萧红的东北气质，统统变成了规整的教材体。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学习，不得已牺牲了一部分文学性。

当我们告别教材以后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就在《中学国文教学概要》的序言中感叹国文教学的六大难处：一是教材选取课文缺乏深浅、是非标准；二是旧论新说，孰优孰劣，莫衷一是；三是人人可以凭一己之偏见而抹煞其他；四是“国文”本身，界说不清；五是名为一科，实际上内部头绪纷繁，内容庞杂；六是文海浩繁，去芜存菁，非有“伟大学力”者不足以胜任。

鲁迅希望学生背诵自己的文章吗？/《觉醒年代》

语文教育离不开文学，却又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它当然首先是对于国人汉语言使用的培养，但其意义又远远超出了识文断句的范畴，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正因如此，针对孩子们编写的教材，实际上无可避免地是成年人观念的投射，“何为适合孩子学习的课文”，就成了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在编撰课本的过程中，当然要考虑未成年人的理解能力，这一前提无可厚非。对于课文修改的热议，更多体现的是当曾经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对文学、对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照原文，开始不认可某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