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8窟，失去了供养菩萨的那个空位显得分外刺眼。

尽管与其他洞窟里那些遭到岁月侵蚀、人为毁坏而破损甚至消失的成百上千尊佛像相比，这个空位并不引人注目。但想到祂那被人遗忘了千百年的曼妙婀娜的身姿，猝然被人从风沙侵蚀的家乡故土强行带走，安放在万里之外干净整洁的展厅里，供一群异国他方的游客瞻仰赞叹，就不由得令人心痛不已。更加令人悲伤的是那些被剥取的壁画，参观323窟的游客会在讲解员高举的手电筒的灯光下，看到那片灰黑色的空白，这同样是华尔纳在这里留下的疤痕，他用化学胶水在不同的洞窟里剥取了十二块壁画带回美国，与被撬走的供养菩萨塑像一同成为福格美术馆最重要的藏品。至今，仔细观看，仍然能从空白的边缘看到渗入到墙体里的发黑的胶水印记。

华尔纳撬下的供养菩萨像与被他雇佣来搬运这尊塑像的敦煌当地工人的合影。

“整整五天，从早到晚，我都在辛苦地工作，而在这五天晚上，我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深自责，但第二天又强迫自己去继续工作”，与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记述完全不同，华尔纳公开的探险笔记中，充满了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深深自责和忏悔，他将自己剥取壁画和撬下塑像的行为称为“罪恶”，他非常清晰明白地理解敦煌壁画的价值，将它称为“古代中国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劫难之后，留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遗产，是无可替代的珍宝”——恐怕再难找到任何一句话比这句话更能体现出作者对敦煌壁画的挚爱之情了。这样深深的忏悔和真诚的赞美，着实很难视为惺惺作态或是伪善之词。但恰恰是他对这座人类独一无二的遗产进行了最令人发指的破坏。

华尔纳从328窟撬走的盛唐半跪式供养菩萨像。这尊优美的彩塑让本来默默无闻的福格美术馆瞬间名声大振。至今这件菩萨像仍是福格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但破坏的原因仅仅是贪婪和野心吗？不可否认，贪欲肯定占据了很重要的因素。早在1922年，华尔纳就发表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经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来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因此，他到敦煌的目的就是想获取那些足以超越英美前辈的珍贵文物，将它带回到博物馆里，在猎取中国文物的竞夺战中拔得头筹。

强烈的追名逐利的贪欲是把他推到敦煌的最直接动机。但当他到达那里，却遗憾的发现，那些轻便易携的文书经卷早已被前辈们搜括一空。所以，显然，他“必须收集一些壁画样品送回国内进行研究”，当他揭下那些壁画时，他在笔记中坦承自己心里想到的是“我们在美国，甚至在柏林从未看到过如此精美的作品，它们比藏于那里的从新疆灰泥墙上取下来的壁画都要优秀，足可以让它们嫉妒”。

但华尔纳声称自己更强烈的动机，却是在力图保护这些脆弱的人类瑰宝避免进一步的破坏。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哀叹道：

“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俄国兵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1921年，在俄国内战中失败窜入中国的阿连科夫、伊拉列耶夫等469名白俄军队残部，乘马488匹，驾马车18辆，被解送敦煌。经敦煌县知事陆恩泰等人商议后，为保证敦煌县城安全，将白俄军队残部安置在莫高窟住宿，由此给莫高窟带来极大破坏。照片特别感谢敦煌博物馆提供。

华尔纳的描述并非望壁虚构，而是真切的事实，在他抵达敦煌的两年前，在俄国内战中战败的阿连科夫残部被送到敦煌，安置在莫高窟中住宿。这些俄国士兵对莫高窟的破坏只能用残忍来形容，他们在洞窟中烧火做饭，熏黑了大量精美壁画，并且肆意破坏塑像，伤痕累累。更惨酷的是，他们还亵渎了封存在464窟的一位元代公主保存完好的遗体，根据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中的调查报告“白俄于最高层之窟中，见一女子趺坐，以真金玉为装饰，华贵一如佛像，白俄一一窃去其宝物，女尸即颓然而散，视如灰土”，最后只剩下一只脚。根据华尔纳所述，最终刺激他做出剥取壁画行径的，是那些虔诚的信徒对壁画的破坏：“他们足够虔诚地在一具粗糙的红脸蓝发的现代泥塑前祈祷，然后站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人用他那满是油污的手掌撑在一幅公元九世纪的壁画上，斜倚着身子，另一个人踱到绘有壁画的墙前，慵懒而好奇地用指甲抠那幅壁画上的裂片。当他们在狭窄的洞口过道并行而出的时候，散发着腥臊味的羊皮大衣摩擦着神圣的人物画像。那些画像，天啊，经过身穿羊皮大衣的成百上千人肩和肘部的摩擦之后，中间的部分消失了。”

“这就足够了，我所要进行的任何心怀虔诚的试验都被赋予了正当的理由”，华尔纳认定自己剥取壁画和撬下塑像的正当性就是对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尽其所能避免这些历经劫难的文物继续遭受新一轮的天灾人害。而这也是斯坦因当初从王圆禄手中购买藏经洞文书的托辞之一，如他所说，“我正采取虔诚的行动来为西方学术界获取这些佛教古代文学和艺术品，而当地人的无知让它长期不被问津或最终流失掉”。回国的演讲中，斯坦因特别提到敦煌当地因为官粮收购导致的动乱以及之前的回变给敦煌石窟造成的伤害。继他而来的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国的学者们展示了他从敦煌带回的文书经卷，尽管这激起了中国官方的兴趣，最终在1910年决定将藏经洞剩余经卷文书尽数运往京师。但运送途中就在不断流散，每位经手官员都会从中揩油。

运抵京师后，它们又遭遇学部官员监守自盗。负责整理的学部官员，著名藏书家李盛铎从中盗取了大量质量上乘的文书经卷。1919年，罗振玉前往李盛铎家照印这些文书，得知李盛铎“藏有敦煌古籍，多至四五百卷，皆盗自学部八千卷中者，已辗转与商，允我照印，此可喜可骇之事”。这些珍贵的文书，包括稀有的唐代两部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和《宣元至本经》，都被李盛铎出让给日本人。但却鲜有人指责这位藏书大家盗卖国宝。日本探险家橘瑞超更指出另一种破坏形式，许多壁画和塑像遭到了后代的整修，“特别是塑像的头和手脚，经后代敦煌雕刻家重修过，拙劣俗恶，不堪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