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911年1月16日）敦煌县知县谕令王圆禄应将所有藏经洞文书一律搜罗，由官方解送省城的《敦煌县正堂申谕》，现藏敦煌研究院，编号D0773.
可以说，斯坦因教会了王道士经卷可以卖钱，伯希和则教给王道士他手中奇货可居，可以讨价还价。1911年12月23日，日本摄影家吉川小一郎在敦煌县城见到了王圆禄，他在日记中描述的王圆禄形象已经和当初斯坦因初见时那个温和虔诚的信徒大不相同，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想将所藏的唐经卖掉，为了卖掉这些东西而来到这里。他所携带的东西品质不佳，让他带些好东西来，他也不答应。这个道士的本性好像很是聪敏狡猾，怀疑他暗中和房东密谋。”
此时的王圆禄，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职业文物贩子。在1912年1月31日，吉川小一郎和他的朋友橘瑞超一同前往千佛洞，晚上9点钟，王道士带来了他们想要的品质好的经卷，吉川发现“道士的态度恰似他正在搬运贼娃子的赃物一般”。
这段日记中的描述当然带有嫌恶的个人情感，但却从另一个侧面道破了王道士文书交易的一个实质性的变化：他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出售商品，而是在销售赃物。
关键性的质变发生在吉川等人抵达敦煌的前一年，也就是伯希和离开敦煌的两年后。1910年，从伯希和处闻知敦煌藏经洞消息的北京官方下令将洞中文物运抵北京，由官方保存。10月5日，学部拍发了《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的专电，明令将藏经洞发现文物全部运往京师，并禁止外人购买。王道士则是在次年1月收到了敦煌县知县发给他的一份申谕。申谕中明确写道“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罗，护解省垣”。根据这条法令，所有文书尽数上缴，王道士留存任何一卷藏经洞文书都属于违法行为。但就在11个月后，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就以三百两白银从王圆禄手中购得了169卷唐代写经。这些写经显然是王圆禄私藏偷窃的赃物。
从1910年敦煌藏经洞文书被尽数解运北京的那一刻起，王道士出售文书的行为就已经不再是商业交易，而是销赃行为。而中国政府解运文书的消息，作为文化界大事，也很快传遍国际，众人皆知。因此，从此之后，每一位来到敦煌向王道士购买敦煌文书的国外探险家都是在明知其为赃物的情况下仍然购买。毫无疑问，这是协同销赃。
大都会美术馆收藏的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壁画《药师佛佛会图》，这幅壁画被寺僧出售后，被文物贩子切割装箱，运往美国。被酷爱远东艺术的著名收藏家阿瑟·塞克勒购得，捐献给大都会美术馆。今天，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也是塞克勒家族捐资兴建。目前正在举行《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
1914年，斯坦因再度探访敦煌与他的老朋友王圆禄见面。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形容再次见到的王道士“一点也不为上次交易中表现出的贪婪而感到害臊，现在只是后悔1907年因胆小而没让我拿走藏经洞中所有文书。1908年伯希和来访后，剩余文书都被北京派的人运走。王道士和他的寺庙未得到分文报酬，购买文书的钱全进了官僚的腰包”。这位老朋友热忱地邀请斯坦因再访莫高窟，目的直截了当，就是说服他购买自己私藏的赃物。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在销赃上的商业才能已经今非昔比：
“自我初访这里之后，先后做成了几笔交易，积累了一些经验，确实已使他不再有宗教方面的顾忌以及更世俗的担忧。在前一次和他打交道时，这些东西使他非常难以应付。但另一方面，他那精明的生意感觉又已经被后来的访客所付的钱款唤醒，从而使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他所保留的那些东西在金钱方面具有的价值。结果，他在谈判刚开始时毫不让步，咬定每个卷子的售价是1907年10月蒋师爷大网捞尽时所付的款数的4倍所有。”
经过一番谈价还价，斯坦因最终以500两银子买了570份文书。当他在4月8日带着这批赃物离开莫高窟时，他看到昔日“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的老朋友“正忙着应付大腹便便的访客们”。
王道士从售卖藏经洞文书到窃盗销赃的过程，足以说明无知和贪婪是文物流散破坏的罪魁祸首。藏经洞文书的不幸遭遇，并非孤例，而是20世纪中国文物破坏流散悲剧命运中一个典型案例。1928年，山西洪洞县广胜寺主持贞达和尚为修缮颓废破败的寺院，与当地乡绅会商，决定将大殿元代壁画以1600大洋的价格出售，卖画修寺。两铺壁画《药师佛佛会图》与《炽盛光佛佛会图》被切割装箱后，流入美国，分别成为大都会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的镇馆之宝。稷山县兴化寺壁画《弥勒说法图》则几经售卖后，成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最引人瞩目的藏品。太原天龙山石窟精美的佛像，被全球最大的文物商之一的山中定次郎看中后，以金条二十根、银洋两千元的价格贿赂山下寿圣寺的住持净亮和尚，将天龙山石窟中的佛像头颅洗劫一空。他甚至还想以500银洋的价格购买寿圣寺山门照壁上的琉璃团龙壁心，但因为拆卸时损伤而放弃购买，但也对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永久性损伤。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与《文昭皇后礼佛图》原是龙门石窟宾阳洞中两幅浮雕。被中国古董商岳彬派人从石壁上盗凿下来，出售给美国收藏家。由于盗凿技术拙劣，导致后期拼接时出现大量错误，如今已经难以恢复旧观。《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现藏大都会美术馆。《文昭皇后礼佛图》现藏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
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是与敦煌莫高窟齐名的龙门石窟佛像的流散和破坏。1915年5月，古物学家罗振玉访问龙门石窟时，发现“佛像首多失去，闻是
（琉璃）
厂估祝续斋等，以钱贸乞儿于深夜私凿，以售诸外人”。而这场悲剧中还具有荒诞色彩。提出保护龙门石窟佛像的，恰恰是当初剥取敦煌壁画、撬走供养菩萨像的华尔纳。他在1913年赴欧洲访问，惊讶地发现考古学前辈沙畹刊印的龙门石窟考察报告中的照片，已经成为了西方收藏家的订货清单。这让他非常担心自己出版的附有照片的中国考古研究著作也会带来同样后果。1923年，在前往敦煌途中，他特意参观了敦煌石窟，发现“龙门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坏，如我们听说的一样糟糕，随处可见被打掉的雕塑头像的新茬儿。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随意敲落……那种场面惨不忍睹，几乎使人感到恶心。”他亲自培养的优秀学生劳伦斯·史克曼居住北京期间，发现北平琉璃厂的店铺里到处都是龙门石窟的碎片。“一只只单手，头像碎块、浅浮雕佛龛装饰和铭文碎块”，目睹这场文物灾劫的史克曼找到北京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古物保护委员会成员袁同礼，告诉他龙门石窟的状况，“请他在权限范围内保护龙门石窟。”他得到的回复是“如果外国人不停止购买雕像碎块，破坏将会继续进行。”
“实际上，据我所知，没有外国人试图购买任何雕像碎块或碎片……除非它们在北京市场上出现。”史克曼建议从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外国人那里筹款，在龙门石窟那里部署一些警察。但袁同礼的回答是“没有必要。”
袁同礼的回答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文物流散海外的普遍表现，尽管他们痛悼敦煌乃近世学术界之痛史，龙门石窟的被盗是场悲剧，也很愿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齐声怒讨西方探险家劫掠中国文物的强盗暴行，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自己舒适的书斋，像斯坦因、华尔纳这样的探险家一样长途跋涉横穿内陆，到敦煌去亲自保护它。
但那个时代作为一段历史，毕竟已成往事。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些渴求名利的野心，坚韧不拔的信念、志在必得的手段、牟取钱财的贪婪，义愤填膺背后的怠惰无为、粉饰罪责自我安慰的道德托辞和被折磨的道德良知，以及笼罩在这些个人行为和心态之上作为背景的混乱时世，这些作为历史的既成事实，都可以得到理解。但理解属于历史，而原谅则属于未来。那些历史上的过错和罪责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严重伤害，即使再多的粉饰和托辞，也难以让人原谅。
惟一的方法，只有补救。如今，国际文物界公认，文物应尽量留存于原地，才能在与其相适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展现出其最大的价值。离开了原地的文物，即使能够受到良好保护，但脱离开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更何况，当代中国在文物保护方面早非一个世纪前的混乱状态。敦煌研究院在内的公立文物保护机构和博物馆的先进设施已经证明中国完全有资质照顾好属于它的每一件文物。那些以保护文物为名将其带走的托辞如今已然不能成立。难道那些流散海外的文物不该回归它们的故土吗？
沉重的铁门在身后打开，穿过灰暗的过道，再次背过身去，又一道沉重的铁门在身后开启。这里是敦煌博物馆的地下文物仓库。两名面色严肃的工作人员打开灰色的铁柜，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棕色的长方形盒子，仿佛捧着一个初生的婴儿一般，轻轻地安放在展台上。
“请不要触碰，离近观察时也尽量不要咳嗽、喷嚏或是喘粗气，不要让飞沫和汗水溅在上面”，工作人员戴上纤尘不染的白色手套，谨慎地揭开盒子，取出一个黄色的卷轴，像从嫩叶上擦拭露水一样，缓缓展开了它。
像铅笔一样细的墨线画的竖行里，整齐地写满了墨字，如果不是古老的纸张和介于隶楷之间的书法笔体证明了它是一卷距今有近一千七百年的北朝时代书法作品，簇新的字迹宛如昨日才刚刚落墨。唯有真切地近距离观看这卷写经，才能理解考古学家在形容敦煌文书时常用的那个词“墨色如新”。
这卷文书正是当年敦煌藏经洞中的藏品之一，是一卷《道行般若经》。它的译者是东汉末年的高僧支娄迦谶。尽管史无明载，但可以确定这位高僧曾来过敦煌。因为当时的敦煌，是他从故国月支前往中土洛阳弘法译经的必经之地。在这里遇到他翻译的经书，多少蕴含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奇妙因缘。
敦煌博物馆库房所藏北朝时代写经《道行般若经》。摄影：李夏恩。
但遗憾的是，这段因缘并不完整，因为这卷保存在敦煌当地的写经只留下了第十品。与它原本相连的第九品，于1908年被伯希和从藏经洞带走，如今是万里之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编号P.2260。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们终会再度相遇。而其他的经卷，则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参考资料
本文特别参考王冀青、荣新江、刘进宝、吴芳思、韩森、卡尔·梅耶、斯蒂芬·K·库莱特等学者的相关论著，谨此致以谢意。
撰文 | 李夏恩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