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侵蚀、乱世兵革、无知愚顽、后代滥修，四项原因中每一项都可能让一件精美的中古壁画或是塑像毁于一旦。只要敦煌仍然沦于这四类天灾人祸的魔爪之中，它的灾劫就永远不会结束。华尔纳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回族起义，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今天，任何一位敦煌莫高窟的参观者都能轻而易举戳破华尔纳的预言，认定这是他为自己罪行辩护的可耻的遮羞布。华尔纳从北京一路行来，目之所见，皆是军阀恣肆，乱象丛生。从河南到西安的路上，他途经的一个村庄几天前刚刚发生过兵匪械斗，死伤惨重；在西安，在距他不足一百码的地方，“两队凶相毕露、身着黄军服的士兵不由分说地把三个被捆绑的囚犯押上了大街，只片刻工夫，三颗脑袋就落地了”。他还在一家古玩店里买到了钤有前清四川总督端方鉴藏印章的珍贵拓片，这位闻名东洋的收藏家在12年前被一群革命党处死，脑袋被装在煤油桶里游街示众。在兰州，他们的骡子和大车竟然被当地驻军强行征用，而在肃州，他们遇到一个倒霉的鸦片商，几天前，他刚刚被土匪洗劫一空，还开枪射伤，只是侥幸捡回一条命。
兵连祸结的社会现状，正是那些试图为华尔纳们定罪的人们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尴尬之处：国际公认的文物保护的第一原则，即是应让文物处于安全的、有利于长期保存的环境之中。而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状况下，面对这些脆弱的壁画，你是要将它们留在原地任由它们遭受不确定的危险和破坏，还是将它们带到一个更安全、更整洁、更有利于保存和研究的专业机构去？
自然，没有人能逆料未来会发生什么。在这场与时代的赌博中，华尔纳选择了后者。至少按照华尔纳自己的解释，这套以抢救文物安全为首要原则的道德托辞是顺理成章，甚至是令人感动的。但如果仔细阅读他的手记，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漏洞之处：那些剥取壁画用的胶水和工具，是从哪来的？
如果事实真的如华尔纳所说，他是在看到壁画遭受的那些破坏，受到了无知信徒剐蹭摧残的强烈刺激之后，才陡然起意，决心剥取壁画的，那么胶水和工具理应全部来自敦煌城里。但事实上，就像他在书中小心翼翼吐露的那样，这种剥取壁画的方法，是他“诚惶诚恐地尝试采用哈佛大学博物馆专家介绍的一种技术”，而那些剥取壁画的重要工具胶水，也是他“在离开北京时，已听从一些化学家的建议，准备了一些粘固剂，用来将古画上的颜料粘结在一起”——易而言之，早在出发前往敦煌前，他就已经做好了所有剥取壁画的准备。这并非受到刺激后的临时之举，而是早有预谋的行动。
华尔纳从敦煌莫高窟剥走的壁画，图上是329窟的一尊菩萨半身像。尽管华尔纳对外宣称他只剥下了12幅壁画，但常书鸿在1955年发表的《警告霍雷斯·杰尼和他的主子们》中称，“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四年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损毁的初、盛唐石窟壁画，计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3、329、331、335、372各窟壁画二十六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但华尔纳带回美国的壁画却只有十二幅，最大的可能性是其他探险家也偷窃了敦煌的壁画，而这笔账被记在了华尔纳的头上。根据华尔纳自己所述，他曾发现日本人试图用凿子将一些壁画凿下来的痕迹。日本人秋山光和则声称，俄国人鄂登堡来敦煌考察时，剥移壁画十几幅。最早从藏经洞带走文书的斯坦因在第二次来敦煌考察时，王道士告诉他伯希和曾企图割掉一个妖怪的形象。
那么这一预谋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以说，在敦煌之旅的策划阶段，华尔纳就已经决定这次探险不会空手而归。他的上司和赞助方代表人福格美术馆馆长福布斯在游说捐助人时信誓旦旦地保证，这次探险“确保我们会发现一些重要的艺术品和珍宝”——获得这些重要珍宝既是这些捐助人出资的目的，也是加在华尔纳身上不得不为的任务。对华尔纳来说，他早就已经盘算好这趟敦煌探险的战利品就是壁画。至少在1916年，他就已经通过斯坦因和伯希和考古报告中收录的照片瞄准了这些壁画。在写给著名的收藏家，也是以搜集珍稀东亚文物藏品闻名于世的弗利尔美术馆创始人查尔斯·朗·弗利尔的信中，华尔纳这样描述道：“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只有那些壁画是我们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画藏品，毁掉的东西肯定比带回来的多”——言下之意，获取壁画的重任理应交给他这样的专业人士。
于是，在那个凛冬，华尔纳“狠着心，开始把北京的一位化学家给我的用来固定颜料的无色药液涂到墙上，片刻之后，又把经过加热的胶水状的底基涂到壁画上”，但就在此时，出现了“未曾预料的状况”，因为洞窟内的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所以华尔纳“无法判断药液在冻结前是否已经渗到了墙皮里面，还有加热到沸腾的胶水几乎无法在它凝固之前涂到垂直的墙面上”，这些胶水“像糖稀一样滴洒在我仰着的脸上和头上”，连手指都被黏在一起了。这种狼狈的状况让华尔纳不得不承认剥取工作“并非完全失败但也非非常成功”。但他似乎刻意在公开发表的书中隐瞒了最终的结果：他其实是失败了。福格美术馆负责修复壁画的文保专家丹尼尔·汤普森指出华尔纳根本“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其中一幅壁画的人物面部完全消失，另一幅供养人的壁画图像特征已经被彻底破坏。
以抢救文物为名一意孤行的剥取壁画行为，最终导致了毁灭性的文物破坏，这不仅是个巨大的反讽，更让华尔纳看似情真意切的道德托辞，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在结果上都霎时成为了一个谎言。这就像是一个盗贼，碰巧从失火的博物馆里抢出了那幅他觊觎已久的名画，最后把它带回自己家里。尽管他客观上确实保护了那幅名画，却并不能掩盖他偷盗的事实。
但当华尔纳离开敦煌时，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被折磨的道德幻想之中。他将那尊小心撬下的菩萨塑像装进箱子里时，把自己的“毛毡、羊毛裤和一些不合时宜的羊毛内衣”都裹在了塑像上以保证它不会在旅途中遭到损坏。”在我返回的途中，尽管我没有穿内衣和袜子，但想到它们正在担负着另一件更有意义的工作——保护塑像光滑的肌肤和鲜亮的色彩时，我的内心便充满温暖“。当他终于回到北京，回到他温暖、舒适、整洁的办公室，凝视他在这场西方竞夺中国文物的战争中的战利品时，在他富于道德主义的自我安慰中，他仿佛在“朦胧的远方，看到那些古老的殿堂，在那儿，年代更为久远的可爱佛像正在慢慢地消隐于永恒的过去之中。”
03
王道士塔：可以理解，但难以原谅
终于，短暂的参观宣告结束，看着最后一个参观洞窟的大门被讲解员熟练地关闭，或许可以怀着某种对人间至美的深深震撼和人非物是的无尽怅然走出莫高窟的大门。但在离开前，不妨在一座佛塔前稍作停留。这座与莫高窟隔河相望的佛塔，外表是一尊喇嘛塔，但下面埋葬的却是一名汉人道士。这名道士就是王圆禄，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将藏经洞的珍贵文书出售给外国探险家的著名道士。斯坦因曾描述过对他的第一印象，他看到王道士站在石窟门前等待他的到来：“在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
这张面孔也被斯坦因摄进了他的照相镜头里。从照片上看，这是个满脸写满质朴微笑的矮个子中年人，毫无任何异常之处。但恰恰是这个很容易泯然众人的小人物，成为了敦煌的历史上一个既绕不过去，又复杂异常的形象。畅销书作家余秋雨在他风靡九十年代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径直将王道士指控为“敦煌石窟的罪人”。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重大罪行，就是“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他是“巨大的民族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随着这篇题为《道士塔》的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王道士这个历史罪人形象，成为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对他最直接的认识——在藏经洞的参观队列中，经常会有游客带着义愤和感慨重复《道士塔》中余秋雨那声幽怨的“我好恨”。
与莫高窟隔河相望的王道士塔。摄影：李夏恩。
另一方面，从史料记载中打捞出的王道士形象，却似乎更接近于道士塔上王圆禄墓志铭的记述：“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赀，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他不仅改建修缮了已经倾颓的庙宇，以备受争议的方式将古老的洞窟粉刷一新，最重要的是，他引流水疏浚了被积沙掩埋的洞窟，而正是他清理积沙的工程，让藏经洞现身于世。他的种种善举也得到来访者的印证，斯坦因在考古报告中写道：
“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寺庙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一想到这些，我心中不禁有一丝感动。”
最让斯坦因感动的，是王道士向他们展示的自己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一个温和、坚定、廉洁而又虔诚的近乎圣徒的形象跃跃欲出。斯坦因同时也指出了王道士“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无知”，让他觉得“没有必要去给他谈论考古学的价值，去给他谈论利用一手材料进行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等”——在这位亲身接触者眼中，他就是一个不具备学术和文化素养，无知却善良的老好人。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王道士像。
这个相对正面的好人形象很自然与让人“好恨”的历史罪人和民族悲剧中错步小丑的形象发生抵牾。不过，这正是个人情感支配下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经常会走向的两个极端：不是强迫无法先知先觉的历史人物背负超越所处时代的责任义务，就是以历史局限性或是人物其他嘉言懿行为其罪责掩饰开脱。如果排除情感因素，单就王道士向西方探险家售卖藏经洞文物这一事件条析理剖，就会发现他在这件事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复杂。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斯坦因与王道士之间的初次交易并不能简单地指控为“骗卖”或是“盗劫”。如果认为以极低的价钱购买了远超其价格的文物就是骗卖盗劫行为的话，那么如今每个在古玩市场捡漏憋宝的买家都是骗子或是强盗。斯坦因在这场交易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是用他渴求名利的迫切野心，以金钱撬开了王道士心中的贪欲。就像他自己坦承的那样，他是在“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最终，当他把四块马蹄银交到王道士手里时，后者内心中的魔鬼被彻底唤醒了。这位急需钱财整修庙宇以表虔敬之心的信徒，终于发现自己手中握有一大批可以卖钱的商品。这个无知的人确实不理解这些文书经卷的文物价值，但却通过这次交易深深了解了它们的商品价值。当斯坦因离开敦煌时，他发现王道士“那古怪而棱角分明的脸上流露出习惯性的拘谨里，夹杂着一丝心满意足的神情”。
次年，伯希和抵达敦煌时，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已经是个摸着了门路的商贩。当他遇到王道士时，后者旁敲侧击地告诉他“我的这位同行还另外给他个人留下了一笔钱，他称之为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以使他出让其中更多的写经”。如此明显的暗示，伯希和不可能听不懂他的言下之意，于是开始思忖该用什么手段对付他。而他很快发现，惟一打开藏经洞的钥匙就是金钱，于是，伯希和只有在付了钱才进入了这个他朝思暮想的“神圣之所”。为了得到这些经书，他不得不仓促和王道士讨价还价，最后付了五百两银子，换走了他在藏经洞里连续工作三个星期，精心挑选的那些文书经卷。
